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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看到一篇文章，标题为 中国第一禁片，
　　心想什么题材的电源，能成为中国第一禁片
　　打开一看 《武训传》，在看内容，讲的是清朝 一乞丐乞讨兴学一事，心中顿感疑惑。
　　看完全文，心中 感慨万千，千言万语只能凝结为5个字 “中国 呀 中国”，以释言这个传奇。
　　以下付 《武训传》网址，及文章。
　　http://www.sdsqw.cn/history/newchina/201204/article_21206.html
　　电影《武训传》及武训其人
　　作者：王凯 来源：齐鲁晚报 浏览次数：153 发布时间:2012-04-10 13:53:23
　　《武训传》是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的一部扛鼎之作,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部禁片。近日,这部沉寂了几十年的老电影正式发行了正版DVD,重新走进公众视野。那么,出生于今山东冠县的清末奇丐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事迹,反映他生平的电影《武训传》当年又为何遭禁?请看武训其人其事——
　　武训用乞讨来的财物兴办义学
　　武训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个奇人。
　　说他是普通人,因为武训本来就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一个乞丐,目不识丁,连名字都没有,因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训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个赐名,在他老年时,朝廷为嘉奖他的兴学义举而赐名为“训”。
　　说他是奇人,因为他用乞讨来的财物兴办义学,三十多年购置学田三百余亩,积累办学资金万贯之多。其事迹感天动地,被称为“千古奇丐”,朝廷授予他“义学正”名号,并赏穿黄马褂。武训去世后,清廷又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这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也是头一次。
　　武训1838年生于山东省堂邑县(今冠县)一个贫寒之家,7岁丧父,随母亲乞讨为生。据说小武训每次路过学堂时,都为里面传出的朗朗读书声所吸引,但这种生活对武训来说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成年后武训到大户人家做工,饱受欺侮。雇主因其目不识丁而以假账相欺,谎说几年工钱已支完,武训争辩,反被诬为“讹赖”,武训气得口吐白沫,一连数日不食不语。吃尽了文盲苦头的武训决心行乞兴学。
　　1859年,21岁的武训开始行乞集资,其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吃尽了苦头。后来武训又将分家所得的3亩地变卖,加上历年行乞积蓄,都交人代存生息。
　　1888年,武训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
　　1890年,武训在馆陶县杨二庄(今属临清)兴办了第二所义学。
　　1896年,武训又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取名“御史巷义塾”。
　　武训创办的这些学堂都是完全免费,他亲自跪请当地名儒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平日武训常来学堂探视,对勤于教事的塾师,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塾师,跪求警觉；对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在武训的感召下,义塾师生无不严守学规,努力上进。
　　与武训同时代的山东巡抚张曜早年经历与武训相仿,也吃尽了不识字的苦头,后来发奋读书方成为封疆大吏。张曜听了武训的事迹后,特地下令免征义学学田的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
　　1896年4月23日,武训在“诸生诵读声”中病逝于临清御史巷义塾——对于一生向学兴学的武训来说,这倒是个圆满的结局。
　　两个版本的《武训画传》
　　武训的义举感动了很多人,几十年后一位名叫段承泽的国民党退役将军也以这位清末奇丐为榜样,倾尽家产收容难民,兴办义学,垦荒自给,被誉为“第二武训”。
　　段承泽原来曾在孙传芳手下任职,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段承泽早年驻军山东泰安时,听到了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深受感动。戎马倥偬之余,段承泽收集了大量有关武训的资料,并兴办武训小学,修建武训纪念堂。退役后他邀请著名漫画家孙之儁绘制了《武训先生画传》,并由他本人亲自注文,经过多次修改,这本《画传》由顾颉刚主持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出版发行。
　　《武训先生画传》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专门为其作跋,该书短短几年间多次重印并被译成英文对外出版。1944年,陶行知在重庆北温泉遇到著名导演孙瑜,便送给他一本《画传》,希望他有机会能把武训一生历尽艰辛创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看了以后深受感动,初步确定了拍摄《武训传》的计划,并决定由当时最具人气的电影明星赵丹来扮演武训——这便是电影《武训传》拍摄的由来。
　　再说一段不算题外的话。关于《武训画传》除段承泽、孙之儁版本外,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这就是李士钊注文、孙之儁绘画的《武训画传》。
　　李士钊是山东聊城人,毕业于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长期从事武训问题的研究和写作,是著名的武训研究专家,曾编著《武训先生的传记》一书。后来李士钊受陶行知先生委托,与孙之儁合作重新创作了《武训画传》,1951年初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郭沫若为之题写了书名并亲自作序。
　　1951年电影《武训传》突遭批判
　　1948年7月,《武训传》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完成三分之一的摄制工作后因内战而停拍,最终由昆仑影业公司买下了拍摄权和已完成的胶片,于1950年10月摄制完成,实际上该片的拍摄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
　　1949年7月,导演孙瑜出席了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会议期间,他专门就《武训传》的拍摄征询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回去后又对原剧本进行了重大修改,使武训的兴学之举最后以悲剧而告终。此外新剧本中还增添了一段农民武装起义的情节,以和武训的改良行为进行比对。当然,今天看来这段情节与整个剧情的连接不够和谐,显得有些生硬,但瑕不掩瑜。总体来说,《武训传》仍然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之作。
　　1950年《武训传》公映后好评如潮,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并入选当年的十佳影片。新政府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观看了这部电影,并在放映结束后接见孙瑜致贺——一个影艺界人士所能得到的礼遇孙瑜似乎都已得到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却发出了不同声音。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修改审定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章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此后,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场大批判开始了,也开启了以简单政治视角干涉电影艺术的先河。实事求是地说,这场批判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影片本身的意义,《武训传》后来之所以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如此重要和独特的地位,与这场大批判不无关系。
　　对于《武训传》受批判的原因有很多说法,据一直从事老电影收藏与研究的知名主持人崔永元介绍,从电影史的角度来看,与当时私营电影公司的处境有很大关系:“当时国营的创作队伍还没建立起来,每年将近3/4的国产电影都是私营企业拍的。当时主张公私合营,但私营电影企业不愿意,一批判《武训传》,就全都愿意了。”这也属一家之言。
　　其实,不管主流意识如何评价,像武训这种行乞助学的义举一直都是得到普通老百姓的认可和尊敬的,至少没有受过道德上的质疑。当然,这种尊重和认可源于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继承,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之所在。